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善良的民族之一，雖然在歷史上不斷出現戰爭，不斷出現殺戮，但任何一個民族的歷史都是如此，不同的是這都不是中華人主動的追求。````只有在受到外來異民族過度的侵略，或受到貪暴官員過度的迫害時，纔會發出壯烈的反擊。中華民族真正的英雄氣概和高貴的精神價值，在反擊中全部顯露，也在這種反擊中，滾雪球般地不斷壯大。
縱觀歷史，中國象一個巨大的立方體，在排水倒海的浪潮中，它會傾倒。但在浪潮退去後，昂然的仍矗立在那裡，以另一面正視世界，永不消失，永不沉沒。
國戰的結局似乎已經沒有懸念，連性質都正在變成中央政權對割據勢力的討伐和征剿，名爲中興、實同再造的新王朝重新屹立，但這是否意味着戰亂時代結束後那麼蓬勃振作的立即復興呢？
在某些的史學家看來，自明朝起，中國便進入了大黑暗時代。而在朱永興看來，明朝固然採取了一系列的窒息民族靈性、傷害人性尊嚴的措施，比如朱八八的文字獄，八股取士使知識分子的頭腦一天比一天僵化，但與歷史上的滿清相比，顯然是小巫見大巫了。
一個新王朝的建立，如果象滿清那樣，因爲固有文化太低，以致除了全盤接受明王朝的政治形態和儒家理學思想外，別無選擇。而接受的結果，便使其無力撥開黑暗時代殘留下來沉重的壓力。
想要精神飽滿地一躍而起，使飽受摧殘的中華民族返老還童，英姿煥發，創造出中國第四個黃金時代，在全世界萬邦之中。充當忠實、強大、光榮的角色，併成爲最重要的主角之一，朱永興便要與已不能適應時代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作鬥爭，而悠久的封建歷史的積澱在此時恰恰成了他的巨大阻力。
“不考八股，朕已下了旨意，絕無更改。”朱永興有些煩躁。看着總理處整理出來的各地官員的奏章大皺眉頭，連看都懶得看。
查如龍暗地叫苦，科舉對讀書人的重要性，以及讀書人的心態，他是至爲了然的。所以，他纔想勸朱永興稍微變更一下，不要過於急進。
在封建社會，科舉是知識分子唯一的出路，漢、唐王朝時還有學校一途。明王朝則學校不過是培養參加考試的人才。漢、唐王朝還有立功邊疆一途，明王朝則沒有任何其他機會。朱元璋更規定考試範圍，以《五經》、《四書》爲限。《五經》、《四書》，又以理學道學領袖人物朱熹的註解爲標準課本，還頒佈一種試卷格式，便是八股。 wWW◆т tκa n◆￠ o
而令朱永興最爲厭惡的並不是八股這種文章的體裁，而是八股的主要的特徵，精神方面和內容方面。依照規定。作八股文，不能發揮自己的意見。也不是自己在說話（八股文中沒有“我”字），而是儒家聖人系統在說話，看起來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實際上卻什麼都沒有觸及。
這種文體，跟代數學上的方程式一樣。用不着獨立思考——事實上是嚴厲的禁止獨立思考，只要能把聖人系統的言語恰當地代入八股的方程式中，便是一篇最好的文章。至於怎麼才能恰當地代入，那就是幾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最大奧秘。和最大的學問。
於是，知識分子所從事的主要研究工作，便是從《五經》、《四書》中選出全部可作爲考試的題目，請老於此道的八股專家，撰寫數百篇八股文，日夜背誦。考試時，把適當的一篇，照抄一遍。就像賭博時押賭注一樣，押中時就成爲進士，被任命爲官員；押不中時，則落第而歸，下次考試再來。
所以，封建社會的知識分子通常是不接觸除《四書》、《五經》以外其他任何書籍的，如果有人竟然對文學藝術，或科學工程有興趣，那更駭人聽聞，會被他的親友所不齒。知識分子被八股文硬拖到醬缸之中，沒有自己的思想，更沒有自己的感情。不知道人類還有別的知識和別的情操，只知道如何作八股文，和如何做官。於是，一種只有中國纔有的“官場”社會形成了。
歐洲歷史正開快車，十四世紀已進入文藝復興時代，掙脫了黑暗時代的枷鎖，呈現一片耀眼的光明。而中國人卻還陷在文化糟粕所淤塞的醬缸中，這讓朱永興難以忍受。
要想使國家、民族精神飽滿地一躍而起，便首先要在思想上獲得解放和創新，而不是繼續封建社會的衰邁，閉上眼睛看不到外面世界的日新月異，看不到近現代文明的興起，去營造一個所謂的什麼什麼“盛世”。
“萬歲，可否以時務策論爲主考較能力和見識，以八股爲次考較文筆，這樣的話，物議或可平息。”查如龍想了想，謹慎地建議道。
“時務策論同樣可考較文筆。”朱永興斷然搖頭，停頓了一下，緩和了語氣，說道：“不必管那些物議，即便是有考生罷考，朕也不改主意。今時不比往日，民心求治，幾個死捧八股的讀書人，還翻不了天。”
“萬歲英明神武，再造中華，幾個迂腐文人自是不足論。”查如龍苦笑了一下，說道：“微臣只是擔心萬歲的名聲受損，畢竟八股是高皇帝所定，又是延續數百年的取士之準，驟然廢除……”
“高皇帝驅蒙元，功莫大焉！”朱永興停頓了一下，話風一轉，沉聲說道：“高皇帝是英雄，然是完人否？所制便不可更改否？別的先不說，只文字獄和八股取士，朕便深惡之，非改不可。”
文字獄是圍堵，八股文是釣鉤。這並不是滿清的獨創，而是繼承，並將之發揚光大，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而中國文化逐漸淤塞成爲一個醬缸的工具有二：一是文字獄，一是八股文。
文字獄屬於詔獄的一種，它的特徵是：罪狀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起，證據也由當權人物對文字的歪曲解釋而成。一個單字或一個句子，一旦被認爲誹謗元首或諷刺政府，即構成刑責。文字的意義不在客觀的解釋，而在當權人物主觀解釋。文字獄的本身就是當權人物作賊心虛的一種反應，越是心虛，越是神魂不寧。
在明朝，文字獄尤以朱八八始，且最酷烈。比如浙江（杭州）府學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則垂憲”，處斬；北平（北京）府學教授趙伯彥，奏章上有“儀則天下”，處斬；桂林（廣西桂林）府學教授蔣質，奏章上有“建中作則”，處斬；這些句子裡的“則”，本是“法則”和“標準”之意。但朱元璋不作如此解釋，當時江南方言，“則”與“賊”同音，朱元璋認爲顯然是諷刺他作過小偷的往事。
還有尉氏（河南尉氏）縣學教授許元，在奏章上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這兩句話是千年以前的古文，但朱元璋卻解釋說：“法坤與‘發髡’同音，發髡是剃光了頭，諷刺我當過和尚。藻飾與‘早失’同音，顯然要我早失太平。”於是許無處斬。這一批人都是地方學校教師，只不過代地方官員撰寫奏章，竟招來殺身之禍。
當然，文字獄不限於奏章。朱元璋崇信佛教，對印度高僧釋來複最爲禮敬。釋來複告辭回國，行前寫了一首謝恩詩，詩中有兩句：“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意思很明顯，他生在異國（殊域），自慚不生在中國，覺得自己還沒有資格歌頌大皇帝。但朱元璋的解釋不同，他說：“殊，明明指我‘歹朱’。無德，明明指我沒有品德。”於是釋來複從座上客變爲階下囚，處斬。
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出，皇帝想殺誰，完全可以胡亂解釋，隨意指罪。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如果當權者有這個嗜好，那對知識分子便是一場災難，除了被“誣以謀反”外，又多出一種純屬於文字的罪名。
倉頜造字時，神鬼曾經夜哭。萬馬齊喑時，則意味着愚昧、欺詐、僵化、落後……
中國歷史上僅有兩位平民出身的帝王，一是朱元璋，一是劉邦。劉邦能始終保持英雄們所有的豁達大度的氣質，不脫平民社會的本色。朱元璋卻深以他的平民身份爲恥，深以他當過乞丐和和尚爲恥。在他充滿自卑的情意結中，產生強烈壓制別人的暴虐意念，以求自己心理平衡。
不可否認，朱元璋亦是英雄，於中華民族有大功。但象朱永興所說，他不是完人，甚至是有着嚴重的人格缺陷，並犯下了極爲嚴重的錯誤。
“後世子孫永不許恢復宰相制度，如果有人如此請求，即以叛逆論罪，凌遲處死。”朱永興突然極爲嚴肅地看着查如龍，說出的話讓查如龍都一下子驚愣住了，“高皇帝是這樣說的嗎？朕欲改之，汝看如何？”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