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的軍閥混戰，給名士和他們身後的名門望族帶來了毀滅性的傷害，許多東漢時代名震全國的名士家族就此消失，連後代都沒能留下一個。
東漢的實際滅亡，當時很多的有識之士明白了一個道理：東漢的政治制度、尤其是官員選拔制度，是完全錯誤的，是沒有前途的，這種制度必須要廢除或者改良。在戰爭中大量名士的死亡，又進一步加劇了儒學一家獨大局面的崩潰，所以倖存下來的名門望族們，開始痛苦的反思東漢政治制度的弊端，迫切的希望找到一種新的建國之路。
在激烈的軍閥混戰之後，中國大地上最終獲勝者中最強大的勢力，就是曹操。
曹操的興起之路非常艱難。在剛剛拉起一支隊伍的時候，他身邊連個可以出主意的人都沒有，全是一幫武夫。第一個投奔他的智囊，是荀彧，但他同時也是一個名士，而且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名士，不是隻會講大道理的那種名聲專業戶。荀彧接着給曹操介紹了很多人才，其中大多數都是出身名門望族或者本人是名士，這些人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能力，雖然有的人仍然特別注重道德和名聲，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人都是一批實幹家。
核心的原因，就是因爲曹操是個實幹家，這也是他能夠在羣雄中勝出的原因。東漢末年的絕大多數軍閥，都是東漢王朝的官員，他們受到東漢官員制度的毒害都非常深，而且絕大多數都是靠着名聲做官，當他們自己說了算以後，也都還按照名聲來招攬人才，最終的結果是，即使像袁術、袁紹這些一開始最強大的軍閥，也都先後被曹操消滅，重用那些只有虛名的名士的政策，再一次證明了它失敗的必然性。
因爲通過實幹才獲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所以曹操就堅決不相信東漢以名氣選拔人才的舊制度。他越來越發現，道德萬能的儒家思想根本行不通，因爲不管是治國也好、打仗也好，決不能光靠一幫只會互相標榜名聲的名士。儒家思想已經無法控制早已鬆散的人心和動盪的社會，它已經毀滅了東漢王朝，就是再有道理、再有體系，也不能再指望它了。
從用人制度的徹底變革開始，曹操建立了符合他自己要求的治國思想。他的用人標準很明確，那就是首先看中你的才幹，哪怕你愛嫖愛賭，只要你有實幹能力，都可以當官兒。公元203年、210年、214年、217年，曹操先後四次頒佈招賢令，反覆強調他是重纔不重德，只要你有能力，都可以到政府任職。
因爲曹操只看重才能，所以只會依靠名聲生存的傳統名士們，就受到了巨大的打擊。早在公元193年，也就是曹操剛剛自立不久，他就殺掉了自己統治的兗州境內（河南北部）的大名士邊讓，結果導致了幾乎所有兗州官員集體背叛，把呂布給招到了兗州。曹操費勁心力和呂布打了好幾次仗，自己還險些被殺，才最終把兗州給奪了回來。這一次有驚無險的經歷，讓曹操徹底認清了名士的能量，從此以後，他更加註意網羅那些支持自己的名士們，同時又更嚴密的防範他們，而反對自己的名士，他會盡力的拉攏他們，如果仍然不行，就堅決的殺掉。
曹操之所以那麼痛恨只有虛名的名士，是因爲這些人的思想模式和自己的治國理念是完全衝突的。曹操想要建立以他爲首的中央集權政府，那麼他當然要把人事權控制在自己手裡，而且要求所有人必須尊重這種權威，不能有第二種聲音出現。但是，在這個時候，雖然有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名士現象的虛僞，但大多數人仍然崇拜名士，倖存下來的名士們也仍然按照東漢那種以名聲和道德優先的標準，繼續對各種人物進行評判，而且依然能產生巨大的影響。
一個政府最重要的權力當然是用人權，名士們要是說了算，那曹操的權威往哪兒擺呢？所以，曹操乾脆徹底推翻東漢末年的用人標準，明確的提出老子我就是要把道德問題放在次要位置，把你們這些名士們的嘴巴給統統封住。所以，在整個曹操時代，官方都明確的禁止人們利用互相評價、互相標榜來撈取名聲，對於很多仍然堅持老傳統的名士，比如說孔子的後代孔融，曹操就堅決用刀來解決了。
但是曹操也發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他的領土越擴大，就無法離開當初他十分厭惡的道德萬能者。因爲，那些最知名的道德萬能者，背後往往都是從東漢時代就仗着儒家思想混起來的名門望族，他們不光在中央裡做大官有名聲，在地方上還有錢有人有勢力，幾乎都是當地的地頭蛇，要想控制住地方，必須獲得他們的支持，因爲曹操即使是鐵打的人，也不可能把每一個地方都打下來。在反覆的武力、和平方式的較量之後，大量的儒學名士們進入了曹操的政府，然而有了孔融的榜樣，他們誰都不敢公開重新提倡道德萬能、用人取德的主張了。
法家的核心主張就是中央集權、講求實際、與時俱進。曹操的做法，這三條全都符合，他毫無疑問是在重新啓用法家的主張。所以說在那個講求名聲的年代，曹操的成功，絕對不是偶然的。
曹操死後，很多士族開始重新討論用人到底應該是重德還是重才，在曹操已經明確提出以才用人的情況下，這種討論實際上就是在質疑曹操的用人制度，然後推翻它。到了曹睿時代，東漢時代那種名士互相標榜，然後組成名士組合的現象，再次大量出現，曹睿把夏侯玄、諸葛誕這些號稱“四聰八達”的高幹子弟全體撤職，就說明即使到了曹睿時代，曹魏帝國官方仍然堅決的貫徹了以才用人的制度，堅決不允許東漢末年那種以名取人的現象再次死灰復燃。
但是，儘管曹魏皇室非常不願意有人挑戰曹操時代傳下來的老傳統，但這種老傳統實際上已經無法維持了。
首先，曹操時代基本上是戰爭時期，而到了曹丕、曹睿時代，三國已經鼎立，戰爭早已經大大減少，這個時候，更需要聽話順從的忠臣孝子，而不是詭計多端的謀士智將，這麼看來讓人乖乖做事的儒學，更能維護國家的穩定；
其次，士族已經在實際上佔據了這個帝國絕大多數的官職，而且絕大多數士族，又都出身儒學世家，讓他們不談儒學思想、不談道德萬能、不想恢復以德用人的老法子是不可能的；
最後，也是最無奈的，曹操以才用人選拔官員的方法，說到底和東漢以德用人沒有本質區別，都是通過推薦而不是考試，兩漢時代是依靠被推舉者的老鄉和家鄉名士所反映的社會輿論來選拔官員，曹魏時代則是依靠和被推舉者是老鄉的中央官員直接評價，但不管是家鄉首領、家鄉名士、做中央官員的老鄉，對於任何一個州、郡來說，其實都來自於極少數的那幾個家族。用一句話來說，曹魏帝國不管用什麼標準、用什麼方法、用哪一撥人來負責選拔官員，都離不開士族，這個國家已經被士族綁架了。
所以在曹操死後，曹魏帝國在治國思想上很快又陷入空前混亂，曹丕頒佈九品中正制以後，國內由名門望族轉換來的士族們，在治國思想上也逐漸分成了三部分：法家派、儒家派、道家玄學派。
法家派當然是繼續跟隨曹操的思想，大力提倡君權至上、用人重才。但是，這類人非常少，原因很簡單，曹操時代招收的絕大部分人才還是強調道德萬能的儒學家族，在相對和平的環境中，他們的實力再次快速恢復，在曹操死後，他們又開始老調重彈，又開始提倡起儒學的教化功能，成爲人數佔絕對優勢的儒家派。
但是，儒家思想經過長時間的削弱，已經無法重新得到所有士族的認可，士族們講究的是家族利益至上，曹操中央利益至上的法家思想他們當然不會認同，而儒家的治國思想又被證明是不可行的，於是，相當一部分人，在法家和儒家思想之外，開始思考一種新的治國哲學，他們希望用這一套新的思想，來爲現實服務，來爲現在已經逐漸掌控曹魏帝國政權的士族利益服務。
就這樣，一種全新而又古老、合理而又荒誕、高深而又淺薄的思想，開始在混沌之中誕生，並影響了整個西晉王朝、甚至是這個王朝身後的百年。
這就是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