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韐從顛簸的馬背上下來，狠狠舒展了下痠痛不已的身體後，邊捶着老腰，邊對左右嘆息說：“老夫老矣，真的是老矣。”
這從南陽府奔入襄陽府，不過二三百里路，都走了五天了，他卻還是在馬背上顛的身子骨發酸。豈不是老了麼？
三子劉子翬（hui）也下得馬來，落地一個踉蹌。看着自己父親捶着腰肌說自己老了，他卻兩腿插着合都合不攏，最爲一個純粹的讀書人，在弓馬上他可比常於治軍的父親差遠了。比之都已經轉職爲武將的兩個兄長來更是差的不以道理記。
還好這襄陽府已經到了，他爹不用再打馬疾馳了，他也可以長長的舒一口氣了。
從汴梁走到南陽，再從南陽打馬疾馳襄陽，一路奔波數百里，六十有三的劉韐還真有些吃不消。但身體上的疲憊卻不能打消他精神上的亢奮。
身爲農墾局這一新設官署的長官，劉韐對於自己所負責的勸農懇荒一事，有着一百個積極性。
非是因爲此事利國利民，他還真不見得爲燕王效力。
他都六十多了，黃土埋到了脖子處的人了，還想什麼高官厚祿麼？
是燕王的真心實意，他的兩個兒子劉子羽和劉子翼全被趙構調去了燕雲，不叫其與南軍廝殺，如此誠意不可謂不大。再有是他心裡頭那股想做實事的勁頭，叫他二度出山，出任了這農墾局之長官。
農墾局勸農懇荒，這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劉韐真的無法推諉，也不願意推諉。
得令之後他就立刻快馬趕來南陽，從這新立的南陽府直下荊襄。
至於劉韐爲甚第一步就來到荊襄，這很簡單，因爲在有宋一朝，兩漢時期就列郡十數，土皆膏腴，古之賦輸太半多出於此的荊襄，已然是荊棘成林，無尺寸之耕，狐狸豺狼所嗥的民居稀少，土產痹薄之地。
劉韐當然首先把目光投向這片膏腴之地了。
荊襄雖然凋敝，但這兒的先天條件擺着呢，土地肥沃，水源充沛，只要肯用心招攬百姓，給予農資，開墾皇帝，不需幾年便可成事也。
就如眼下這新鮮出爐的襄陽府，其前身襄州，本地就自然條件極其優越。在本朝初年土地一度荒廢，及至真宗鹹平二年（999年），知州耿望提出建議，將原本荒廢的300餘頃屯田恢復營田。真宗允之，命耿望全權負責此事。及至大中祥符（1008年－1016年）年間，襄州的已然是風物秀美，泉甘土肥的富饒之地了。
但整個荊襄之地，真正能拿得出手的也就是荊州和襄州，後世的大武漢，如今的鄂州，還是人跡荒蕪的下等州郡。
原因是鄂州之地常年爲長江洪水侵擾，附近多沼澤地，環境不好，自然凋敝。即便有宋百七十年中，鄂州左右沼澤地逐漸乾涸，但沒有了歷史上岳飛率數十萬軍民的多年經營，奠定了此處飛速崛起的農業物資基礎，鄂州依舊是一塊貧瘠之地。
徽宗年間的趙宋，河北、江南、川蜀等膏腴處，明明已經人多地少，偏天下人卻放着荊湖視而不見，似乎是都有先見之明，在給南宋留餘地的。
劉韐是準備把自己餘生都付於此地的，這不是他的一腔情願。爲官數十載，劉韐早就明白了一個事實——幹事情是不能只憑滿腔的熱血或激情的。
他有信心在餘生的歲月裡在荊湖之地做出一片事業來，那最大的原因就是燕王的支持。
燕王曾告訴過他，待到天下大定之後，他會普查天下之民，將那家無寸土的佃戶之民遷往荊湖之地，遷往河套之地，遷往東北之地。
這句話甚至都可以說是‘耕戰制度’在某種意義上的補充。
早前燕王設立軍功田，一時間天下沸騰，然後燕王且在報紙上宣說：大宋立國近二百年，因爲不限制土地兼併，天下無有寸土之民甚多，這些都是大宋的隱患，如何能置之不理？他要西擊党項，東伐金虜，可不止是對外征戰，揚大宋的威儀，更是用朝廷大軍的兵戈來爲天下之子民奪取更多的土地。
當時劉韐就從中看到了秦漢耕戰之制的延伸，也看到了大宋江山的未來。
對比他第一次知道‘軍功田’時候所升起的擔憂，那一刻的劉韐纔算徹底的釋懷，徹底的放心。
中原之地雖然廣闊，但終究是有數的。燕王施行耕戰之策，那短期裡兵武必然銳不可當，奪取天下只是早晚事矣。到時候朝廷手裡的官田一片片的撒出去，那可以撒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卻不可能揮灑一輩子。早晚朝廷會把自己手中最後的一畝官田給分配出去，到時候又該如何收場？之前時候他的想法只有一個，那隻能學劉漢！
西漢早期時候依舊有耕戰之風，雖初期一度施行“黃老政治”，一度縱容私人工商業發展，但僅是作臨時調適或某種補充，耕戰模式依然處於主流和鼎盛。西漢帝國得以集中控制數以千萬計的人力、財力和軍隊，着手從事秦帝國未盡的功業。特別是漢武帝時，主動出擊匈奴和經營西域及西南夷等功業，可與秦始皇媲美，所依賴的就是耕戰二字。
但在武帝之後，這兩個字慢慢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了。
原因不是劉漢的外在威脅已經大幅度削弱了，而是武帝末年舊有兵制已經遭受了嚴重破壞。
漢武帝對周邊四夷的戰爭前後持續了四十餘年，兵連禍結，及至武帝晚年天下困頓，民不聊生。無數小農之家破產流亡，漢軍的兵員沒有了，而不少豪強殷富之家則多以買到復除特權，不再負擔兵役甚至是賦稅，番上的舊制難以維持，於是刑徒兵、蠻族兵、奴兵、和募兵遂應運而生，而耕戰二字就日漸熄聲。
如今這項政策再度復甦，那究竟是利國還是壞國呢？
當時別說是站在趙構對面的劉韐，就是趙構手下的一些人也看不透，他們想的或許只把這政策當做一種過渡政策，當大宋帝國內部平穩了，外部威脅也盡數被蕩平後，該改變的自然就改變了。
直到趙構的那番話刊登出來。
而現在他向劉韐許諾要遷無地之民移去荊湖，這就叫劉韐全然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