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奇山所。
鄭芝龍走了，鄭芝豹也走了，鄭森還是不在，曾櫻又非常識趣的就待在登州。這叫留守後方，主持軍需運轉大計的馮澄世很有種翻身做主的感覺。
雖然他知道自己做的將是一件‘臭名昭著’的事兒，會被天下士林唾棄，甚至遺臭百年。可馮澄世卻甘之如飴。
這種大權在握，掃蕩一切的滋味太美妙了。
作爲鄭氏集團下的一員，他一個小小秀才，爲了從無數個文書小吏中脫穎而出，廢了多大精神氣力？
現在終於被委以重任，能一展身手了。要是不趁機給國公給小公爺留下個深刻的印象，他豈不是多年的努力盡數都落到了空處麼？
所以，馮澄世看着登萊的士紳地主們，如視一羣待宰豬羊。
“登萊這地方有些特殊，當地不少縉紳都懼怕我軍報復，故而不敢與韃虜親近。拿不到他們的把柄。但是在我軍強硬的手段之下，這租地之事還是在順利進行中。這段時間觀察下來，那膽敢一條路走到黑，與我軍死扛到底的還是沒幾個的。”
在內部小會議上，馮澄世對就近的事兒做了一個簡單的彙總。言語有些紅果果，叫一旁列席會議的周亮工嘴角直抽。
“但是，租地之事很重要，收稅一事就一樣重要。”
是的，今日的會議重心就是在收稅。
不僅是收今年的夏稅秋稅，更要收來年積攢下的欠稅。
具體的說，就是登萊的縉紳之家來年積攢下的欠稅。
之前鄭家在登萊計丁清田，接着是下刀子切肉，以至於登萊士紳被砍的好苦。一些士紳腦殘之下都組織家奴進行抵抗。
但一切的反抗是都被鄭家給押下去了。
內中有人掉了腦袋，有人被髮配南洋，但更多的人還是留了下來，家裡還被留下了50畝到100畝的田地。你總不能憑白拿沒有的事兒套在人家頭上不是？
這麼沒品的事兒，鄭芝龍是不會做的。
對於那些沒把柄給他抓的士紳，那被沒收的土地就都被他用老法子——1:1轉去了南洋。
在此時的中原士紳們的眼中，1:1的南洋土地，這純粹是鄭芝龍在噁心人。別說是一比一了，那就是一比十他們也不會去南洋的啊。
但這在鄭芝龍眼中卻還是一個‘隱患’。
是隱患那就要消除了，而現在的收稅和追繳欠稅，那就是鄭芝龍用來消除隱患的法寶。
周亮工放心了，臉上掛着得體的笑。果然是爲了消除南洋的田契，既然如此，那鄭家要追繳欠稅就讓他們好好地追繳吧。
橫豎大明已經復興在即，這齊魯還是要歸於大明治下的。這些縉紳現在吃點虧，日後的日子卻總會好起來的。
因爲朝廷到底是沒有通過鄭芝龍的清算章程，那些有功名的士子，等大明光復了，一樣是人上人。
而作爲大明統治階層中的一員，周亮工對於士紳偷稅隱匿的行爲和隱性規則，瞭如指掌。
說一句公道的話，大明之所以落得財源崩潰，兵糧不濟，最後險些亡了天下，丟了江山。這士紳階層是難辭其咎。
現在這些人受些懲罰，就算他們的報應好了。
橫豎他家在金陵，而不在登萊。
周亮工可沒有爲了登萊士紳而於鄭芝龍頂牛的念頭。雖然隨着大明的復興有望，周亮工已經不自覺中淡化了自己與鄭芝龍的關係，可以說是從李士元那樣的鄭氏集團後補，變爲了曾櫻這樣的對鄭氏集團友好人士，可他從沒有與鄭芝龍交惡，以此來換取朝廷信任的念頭。
所以，眼下作爲曾櫻代表的周亮工如同一個木頭人一樣坐在會議廳內，任由馮澄世說道那些“害人”的惡毒法子，自己就一語不發，如是未聞。
……
“鄭賊要追繳欠稅啊……”這消息像風一樣刮便了登萊大地。
人在登萊的曾櫻更是早一步從返回的周亮工口中聽聞了消息，曾櫻是哈哈大笑，郭尚友更是笑的的氣都要喘不過氣來了。
後者是周亮工起家的大貴人。
當初周亮工之所以能以濰縣縣令之職，帶領數千登萊軍西進增援。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濰縣的一批耆老舊臣的支持，內裡排第一的便就是郭尚友。
而排在第二的前陝撫僉都張爾忠，現如今已經被招入朝中了。
郭尚友是跟曹珖同期的人，如今也有八十，但身體尚好。
萬曆二十九年91601）進士。歷任縣令、給事中、巡察御史、知府、漕運總督、戶部尚書。
算是名臣了。
歷史上他在王鰲永兩次疏薦齊魯耆老舊臣時候，都位在首列。但能拒絕仕清，保全自身氣節，在明末的大環境下，也是難能可貴了。
而眼下時空，他與張爾忠等都早早的遷家登州，曾櫻對其很是尊敬。
二人一個是從縣令小官一步步走來的巡撫大員，一個更是曾經的戶部尚書，對於欠稅漏稅和隱抱隱瞞事宜，真知道的太清楚不過了。
大明朝在冊的人口在成化年間達到了巔峰，隨後的百多年中，民間人口是不斷增長，可官府在冊的丁口卻一年不如一年。於此一般無二的還有田畝的數量，官府田籍上的數字與實際情況差距太大了。
大明王朝是按戶頭丁口來收稅的，而很多的士紳大戶，家裡的老少人口數十人，男女奴僕更是衆多，但在戶籍簿子上也只記爲一戶。而土地兼併導致很多農民喪失土地後淪爲佃戶，又或者全家都進入大戶人家爲奴，這些人在戶籍上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還有那從外地遷移來的移民，很少主動上報戶籍的，周邊大戶也往往想盡辦法隱瞞人口數。
事實上明廷也有清查人口和丈量田畝，甚至在都是規矩定例，但事在人爲，本來是朝廷約束地方的規則法度卻成爲了地方官吏們發財致富的捷徑。
白花花的銀子一塞，十畝水田就變三五畝旱地了，家裡十口壯勞力就成五口之家。只要注意了分寸，把握住老爺們的底線——人口田籍毫無徵兆的全都大減的話，會影響到官老爺們的考績的。
但這雙邊只要達成無言的默契，那一切就盡在不言中了。
甚至於後世關於大明朝的稅賦史書中還有一段趣事：洪武年時明廷一年可以收到三千多萬石的稅糧，有一年最多收到了三千兩百萬。朱元璋很開心，覺得如此多糧秣已經他朱家的大明朝已經足夠用了。就下達了一個類似於康麻子永不加賦的規定，規定說以後就按這個標準來收稅，每年徵收稅糧不超過三千三，這樣老百姓的負擔不會太重。
朱元璋這是對讀書人太狠辣了，殺得讀書人都怕他，怨他，恨他。自然就也沒有人來吹捧他了，看人家康麻子是怎麼收馬屁的？
然而事實證明朱洪武太天真了。因爲他說的這個標準後來基本就沒能達到過，除了和老爹一樣彪悍的永樂大帝外，之後的大明曆代皇帝，每年能達到兩千七百萬這個標準就非常高興了，到萬曆年間只剩下兩千五百多萬，於是萬曆三大徵就花光了明廷的國庫……
輪到崇禎這個倒黴孩子繼位，讀書人都說是他收稅收多了才導致農民起義的，是遼餉等三餉太殘民害民了。可實際上呢？
崇禎帝這倒黴娃娃，坐到一個爛攤子上，偏又沒本事另造河山，如是就只能混成亡國之君了。
這大明朝的基層已經全爛透了，大明朝不是沒錢，但這錢卻收不到皇帝的手中。崇禎皇帝掛在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樹上嚎啕大哭：“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
雖然太片面了一些，可以大明官員的表現來看，倒也不是完全沒道理。
不管是郭尚友還是曾櫻，他們是都沒膽量挑戰這社會的潛規則的。然而兩個對大明還有些忠誠的人卻很樂意看到那些士紳們遭殃，接受一些教訓。
他們是不敢‘得罪’了讀書人，可人鄭芝龍早就破罐破摔了。人家很快就要在海外稱孤道寡了，他纔不會甩那些無恥的士紳呢。
看這段日子裡鄭芝龍的舉動，那叫一個‘殘暴’。在登萊士人眼裡，鄭芝龍都能與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一較高低了。
所以，曾櫻也好，郭尚友也好，聽聞了消息之後全都哈哈大笑。同時也跟之前鄭芝龍使人收田時候的拒絕一樣，再次拒絕了早上門來哭訴的諸多士紳朋友。
大明朝的稅收制度秉承唐宋習慣，採用兩稅制。一年收兩次稅：夏糧和秋糧。理論上是隻收米麥糧食的，稱爲‘本色’，不過實際操作中也允許用銀錢和布匹等——也就是所謂的‘折色’來充抵。
除了要交納糧食外，老百姓每年還應當承擔徭役，就是給官府幹活。這些徭役也允許花錢衝抵。尤其是在明朝後期，一條鞭法之後，徭役大都按銀錢折算。所以各地收稅，基本上就是收錢收糧。
但是想要知道士紳家的確切田畝數量，知道內中的田畝分成（是好田是壞田，是水田是旱田），知道他們當年交了幾個子的水淺，那可就是一項極其複雜的大工程了。
不說整個登萊了，光是一個奇山所，那都能叫馮澄世忙的脫不開身。
所以，他們還是要靠原來那些胥吏的，因爲只有這些胥吏才知道誰叫該交多少稅又漏了多少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