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王學和程學的沉伏起落，卻都是因爲政治因素而非是在真正的思想領域。其實推崇王學的人，未必真正淸楚新學的真實內容，而信奉程學的人，也不一定就完全明白洛學的精蘊。不過無一例外都是爲政治服務。
到了靖康之後，隨着趙構繼位，對前朝的得失也進行了反思，出於爲尊者諱的傳統，不能說是宋徽宗的過錯，只好把責任都推到蔡京一干人等身上。而蔡京又是憑新法上位的，王安石自然也脫不了這個干涉。因此不僅把王安石遷出了孔廟，而且他的新學基本被徹底否定了。而程氏兄弟的洛學在紹興初年，趙鼎當政的時候，雖然曾活躍一時，但在相當程度上仍然是權力扶持的結果，並非是對學術的尊重。等到秦檜當政之後，又開始大力禁黜程氏的洛學。政治對學術的壓制，可見一斑了。
而直等到秦檜死後，政治風氣才稍有好轉，許多有識之士都意識到，用權力強行扶持學術的危害性，在紹興以後，孝宗隆興時期當政的宰相張浚就極力主張，對於學術派別應該一視同仁，而不當一切摒棄，在張浚之後，執政的虞允文也是持這種觀點的代表。因此在孝宗當政的時期，基本也都是秉承着這個思路，這纔有瞭如今大宋學術的另一個繁榮時期。
趙忱繼位之後，也仍然延續對學術派別一視同仁，不偏不倚的態度。因此在創建鐘山書院的時候，規定朝廷的任何官員都不許干涉書院的教學。而趙忱雖然也經常去書院聽學術爭辯，但也從不在公衆場合發表自己的看法，有時聽完就走，偶爾發言，也是對論辯雙方都籠統的誇講一番。
不過在趙忱心裡，還有所偏向的，因此在私下裡經常和楊炎討論論辯的內容。因爲一來他和楊炎的關糸較爲特殊，沒有那麼多顧忌，二來楊炎雖然是武將，文章材學不算出色，但看待事物卻有獨道之處，往往能夠一言切中要害。
如朱熹和二陸有關“教人之法，成德工夫”的論戰，楊炎就認爲兩方所學的都有道理，但又各自走向了極端。
陸九淵的方法雖然看似不無道理，但在現實中顯然是不可行的。因爲書籍是人們獲取知識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把所有的書籍都放棄了，那麼試問人們又怎麼去獲取知識，瞭解歷史，瞭解天下，那麼“發明人之本心”也就成了一句空話。從這一點看，朱熹的方法纔是最基本的學習方法。但完全按照朱熹的方法也不行，只能成爲苦讀死書，尋章摘句的書呆子，循規蹈矩，墨守舊成的腐儒。不會有絲毫的創新和突破。
因此只有將雙方的思想結合起來，在從古代聖賢的書籍中吸取經驗的同時，但又不受書籍的限制，加以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去認真客觀的分柝書中的觀點，纔是最正確的學習方法。在朱熹和二陸論辯之後，雙方互相借鑑，也都吸收了對方的一些優點,做出了一定的改變，從而也證明了楊炎的看法是正確的。
而在兩人議論朱熹和陳亮的這場“王霸義利”之辯時，楊炎曾道：“臣以爲如果朱熹的理論作爲某一個人或是聊備一家而容與修政，到也不失爲一個偉大的典範，但要做爲朝政和社會範疇裡的一切行爲準則卻是極端有害的。”
趙忱有些奇怪道：“爲何對某一人或一家有益，但對朝廷和天下有害呢？”
楊炎道：“朱元晦太過重視人對自身的修養要求，因此在他看來，所謂修行之德，在乎於存天理而去人慾，非聖賢而即禽獸，內無妄想，外無妄動，方不失爲立於天地之人。從大道理來說，到是不失爲一個偉大而高尚的典範，如果真的能夠做到這一點，確定是可以達到聖賢的標準。”
趙忱笑道：“難到姐夫以爲做一個聖賢之人，又有什麼不好嗎？”
楊炎苦笑道：“不是不好，而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如果人人都是聖賢，那麼這世上早就天下大同了。只是在現實中，又有多少人能夠真正做到朱熹提出的標準呢？古往今來，能夠成爲聖賢的永遠都是曲指可數，絕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貪生怕死，貪財好利。雖然不算是衣冠禽獸，但恐怕永遠也不可能達到聖賢的標準。對於他們難以曉之以理，唯有動之以利，止之以法。因此朱熹的觀點，作爲某一個人或是一家學派，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到是可以值得稱道，但作爲整個朝廷，天下的行爲準則，就是一個荒謬而永遠不可實現的目標。到頭來只會變成爲說一套，做一套，糊弄世人罷了。”
頓了一頓，楊炎接着又道：“放眼二十朝更替變化，又有那個時候能夠達到朱元晦所說的標準呢。事實上連朱元晦本人也列舉不出一個這樣的實際例子來。只好硬扯到傳說中虛無縹緲的上三代去。”
趙忱沉吟了片刻，儘管從傳統的思想和說法都把上三代說成是天下大同的美好時代，而且把“德比堯舜”做爲對皇帝的最高評價。但真正的有識之士都清楚，所謂的上三代其實更像是一個傳說，既沒有有據可查的史料記錄，也沒有可以證明實物證據。在春秋戰國時期，各家學派爲了證明自己的學說是正確的，往往根據自己的需要，編造出許多上三代的故事來，在這方面尤其以儒家做得最多，幾乎達到言必稱上三代的地步。
因此在司馬遷寫［史記］之前，流傳的上三代只是幾則更像是神話的故事。才只是由司馬遷本人根據傳說和神話，加以分析整理和取捨，纔有了關於上三代較爲系統的歷史說法。但［史記］寫成的年代，距離所謂上三代的年代，幾乎以經過去兩千多年了，很難說在［史記］中記載的上三代，還有多少真實可信的地方。
而在秦漢以來，所有王朝也沒有再把上三代做爲自己的治世標準。在宋神宗變法開始的時候，曾自比爲唐太宗，而王安石卻道：“陛下當上法堯舜，何必念極唐太宗。”神宗也不禁道：“卿可謂責難於君矣。”
楊炎接着道：“而陳同甫之說，卻是切中實際，針對時事。我大宋如果想要北伐中原，恢復失地，陛下如果想要成就一番偉業，就必須按照陳同甫所說，行霸者之道，求實利於天下。”
趙忱點點頭，這一點他和楊炎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果是天下統一，社稷太平，講講道德論論天理，或許還沒有什麼問題。但現在大宋面臨的形勢是隻剩下這半壁江山，雖然不算是危在旦夕，但也絕對是逆水行舟，不進自退。
如果按朱熹的說法，只要人主能夠堅守聖德，克己復禮，則財用自足，中國自強，天下歸仁。到那個時候就能憑聖德打敗金國，不僅趙忱不信，恐怕就連朱熹自己也不會相信。唯有按陳亮楊炎所說，只有倡農桑之厚、礦山之產、商賈之利以資國用，治兵甲，選將材，修城池，進奇技之材以謀敵國，行霸者之道，以求功利，纔是收復失地，中興大宋的唯一辦法。
趙忱又問道：“但如果以陳同甫的學法，如果凡事不論道德，只問後果，不計手段，豈不是成了勝者王候敗者賊了嗎？誠如陳博良所言，便是‘上無兢畏之君’了。”
楊炎搖搖頭道：“陳博良所說的，是一種最極端的情況。一般時候是不會出現。正如陸九淵認爲的那樣，人皆有天賦道德之心，只在於能不能堅守，而不在於採用什麼行爲。何況陳同甫所說，也並不是完全拋棄道德之心，爲所欲所。而是不能放開功利，而去一味追求道德。”
趙忱又問道：“那麼按姐夫的說法，如果功利與道德發生衝突，只能選其一而行的時候，又當如何來選呢？”
楊炎道：“那就看孰大孰小了，舍小德而求大利，或是舍小利而求大德。比如唐太宗，是弒兄逼父而上位，從道徳層面上來，絕對不算是一個好人，然而唐太宗在登上皇位之後，卻能夠開明致治，體恤民生、納諫如流，設六學以教化，興科舉以選材，薄賦斂以養民，修唐律以明典。遂使政通人和，國家太平，天下大稔，百姓安居樂業，蕃夷朝聖來供。纔有貞觀大治。故此唐太宗雖然失德，失的卻是李氏一家之小德，而求利卻是大利於天下百姓，故此仍可稱爲一代賢明之君。試問如果這樣定四海、安萬民、揚國威於環宇之中者都不算是“有德君子”，那麼天下也就沒有什麼真的“有德君子”了。”
趙忱又點點頭，也許唐太宗在道德上，還有指責的地方，但他所建立的功業確實以經成爲後世帝王效仿的一個標尺，事實上在唐太宗之後，也還沒有任何一個帝王能夠達到他那個高度。對於趙忱來說，能夠做到唐太宗那個地步，以經就能夠滿意了，至於堯舜禹湯，還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