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漢族爲主體的中原王朝與北方遊牧民族的鬥爭綿延兩千多年，其中漢族真正佔優勢的時候甚少。唐太宗時期的中原王朝強盛無倫，滅東西兩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許多番將成爲唐軍將領，並確實爲唐王朝的征戰盡忠效力，如太宗時期的契必阿力(鐵勒人)、玄宗時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蓋世的唐太宗被衆多臣服於他的北方遊牧民族推舉爲天可汗，這一切使之產生了一種天下歸心的感覺。故唐太宗充滿自信，標榜自己與過去的帝王不同。他聲稱自己對華夏和狄夷一視同仁，不取偏見。
唐太宗的見解當然正確，但這一正確的觀點是以唐王朝在民族鬥爭中居主導地位、強者地位爲依據和後盾。同樣道理，其他居被動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華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緣由的，是一種合乎邏輯的弱者心態。
而“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漢族士大夫在歷史長河中的一種經驗的總結。這其中當然包含了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懼、警惕，也是漢族頻遭野蠻民族外來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應。
但同時，歷經秦、漢、晉、隋、唐、兩宋、元、明各朝各代，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格局已經形成，這是大勢所趨，這是自然規律，這是歷史必然，這是改不了的事實。
所以，即便朱永興很欣賞“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的霸氣，也視“強漢”爲漢朝（國家），而非其他。
“中華者，中國也。親被王教。自屬中國。衣冠威儀，習俗孝悌，居身禮儀，故謂之中華。”
朱永興認爲必須保持和尊重以漢族爲主體的中華民族的歷史傳統和民族自豪感，但狹隘的民族觀卻是阻礙國家強盛並容易形成分離傾向的主要原因。在這一點上，不光是漢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樣。
不以血統和族類來區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認同來判斷你是否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雖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須承認漢族在中國歷史上所起的主導作用。而且，承認這一事實並不違背民族平等的原則。
因爲，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權而是先進的生產方法。先進的民族在歷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後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國歷史上，漢民族一貫處於先進地位。不論在經濟開發和文化藝術創造中，或者在反對外族敵人的鬥爭中，漢族都起着主導作用；這是歷史事實。
當然。從華夏族到中華民族，的確有民族之間的歧視問題。但從古到今，哪個先進民族對落後民族不存在歧視？這種歧視當然是錯誤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經濟和文化上的先進，必然造成優越感。漢族人在幾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綱五常，禮義廉恥，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邊民族對漢文明都十分嚮慕。有的民族主動溶入漢族，更多民族向漢民族學習。
況且，漢族的這種優越感並沒有造成對與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閡，相反，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是一種在今天看來都很開放的觀念，對於真正以夷入夏者無不認同。而對於本族中嗜殺成性者同樣貶斥。
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實力爲後盾，坦承地認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屬中華民族，勇敢地接納願意接受先進理念、沐浴中華文明的他族民衆，不斷增強凝聚力和歸屬感，共同締造一個輝煌燦爛的偉大國家。便是朱永興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騎，不過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衆多舉措之一，也是對國家實力的信心進一步加強的外部顯示。
雖然國家暫時還沒有能力斷然實施“改土歸流”，但一些緩和的政策卻悄然實施，比如土官的繼承人必須在書院就讀，比如在土府、州、縣設立學校，比如在周邊實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當土官絕嗣，後繼無人，或宗族爭襲，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間互相仇殺，被平定後，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則以罪革職，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請“改土歸流”時，朝廷也以所謂從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襲，改爲流官。總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機會，立刻抓緊改流……
“對不法土司用計擒爲上，以兵剿爲次；使其自動投獻爲上，勒令納土爲次；既要準備用兵，又不專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懾，力爭以政治手段解決。”對各土司的處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時，朝廷也不斷調整雲﹑貴﹑川等省邊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區劃，以便統一事權，使地方官相機行事。而且，這也是趙王白文選一直擁兵坐鎮雲貴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歸流的榜樣——那嵩，身爲少數民族，卻一躍而入內閣中樞；滇省磨乃土官龍吉兆和龍吉佐交出世襲領地及土司印信，歸政中央，獲賞晉升。一爲廣南巡撫，一調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龍吉祥則依然領安南都統使一職，經營在南掌搶來的領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勢，還是龍家爲了後宮的龍兒添光加分，在沒有動亂的情況下，改土歸流沒有正式提出，也沒有大刀闊斧，看似順其自然，但也頗有成效。特別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來就靠近內地，勢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無奈地交印交權，聽從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對待這些主動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財產，酌加賞賜，又或予世職，或給現任武職，使其雖無實權，但生活卻依然能夠富足。至於以後是敗是盛，便要看個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歸流的地區，官府重丈土地，廢除原來土司的賦稅徵收制度，與內地一樣，按地畝徵稅，五年之內數額又少於內地。這不僅大大減輕了原來土民所受的剝削，而且不給心懷不滿的土司煽惑民衆進行叛亂的機會和理由。
變化，到處都在改變，有的雷厲風行，有的潛移默化，但身處在朱永興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個國家內的民衆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這一點。
或許老百姓還只是在計算着家裡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種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糧食，能吃幾頓肉；但有心的人卻漸漸意識到，傳統時代正在漸行漸遠，現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條不同於歷史的道路。
吏治、科舉、舉報監督、行政司法分離、地方政務公開……這些是對於爲官爲吏的，專業化的氣息越來越濃，不再是全能爲官；七聖並尊，儒術雖未明旨貶斥，但獨尊的地位越來越鬆動，這是對讀書人的，皇帝的愛憎，恐怕是直接影響到他們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寬鬆的環境，從海上到陸地，商路極大地拓展，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紀守法，按章納稅，便不用擔心官府的刁難盤剝，且投訴有門；工場主有政策的稅賦優惠，藉着市場的旺盛需求，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同時，政府出臺的《勞務法規》又使其有了監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輕賦薄役、機遇發展、公平透明……再夾雜着一系列密集出臺的法律法規，構成了昭武紀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規模戰爭結束後的平和環境、恢復發展時期，國家的刑罰卻更加嚴厲，流放則是最常見的方式。
附清逆官、無良奸商、貪官污吏、盜賊土匪，甚至怙惡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處於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從湄河兩省，現在又集中於婆羅洲。這是一種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國內社會秩序的手段。更深層的考慮則是將在各省陸續施行的《民用槍枝合法化》，使這項政策對社會秩序的副面作用降至最低。
變化，到處都在變化，每個人都在適應，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
就拿坐鎮西北的晉王李定國來說，他位列親王，且是世襲罔替，身份尊貴如此，卻也要在朝廷不斷調整的政治、軍事結構中尋找自己的位置，跟上朝廷的新思路。
兵部尚書是不會再設了，取而代之的最高軍事決策機構將是軍事委員會，有陸軍總長、次長，海軍總長、次長，總參謀長、副總參謀長，再加上皇帝本人，共七人組成。李定國若入中樞，陸軍總長是十拿九穩；若他依然留任西北，則要起到擎天一柱的作用。
儘管與皇帝依然有書信來往，朱永興的口氣也親切尊重，但李定國在這件大事上卻不再敢堅持自己的想法。或者說，他只是陳述，如何安排，悉聽朝廷旨意。
遠遠望着城下單獨招募番騎、胡人的所在，圍着人不少，似乎報名的卻寥寥。李定國輕輕搖了搖頭，家眷皆在塞外，部落頭領對牧民的人身束縛又很嚴密，皇上的想法雖好，卻不易收到效果。算了，騎兵招不到，招到些伺弄馬匹的也行啊！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