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遷都大梁城不久，就組織大批人力在附近開鑿了一條人工運河，即歷史上有名的鴻溝。
然而，也正是由於這條鴻溝，導致了大梁城被毀。
在秦統一六國的戰爭中，兩國曾在大梁城下展開過一場激戰。
由於久攻不下，秦兵就經黃河引鴻溝水灌大梁，水圍三個月後繁盛一時的大梁城遂化爲一片廢墟。
這也是開、封第一次因水患而遭到的“滅頂之災”。
這樣的滅頂之災，是真正的災難，一次水患，淹沒了一座城市，而這座城市中東西，最多也就會被帶出一些金銀珠寶，至於其他的東西，肯定都埋在了廢墟當中，所以這樣被淹沒的古城，是很有考古價值的。
不說其他，就算只是這麼一座戰國時期的大梁城，價值就不可估量，就不要說後期繼續重複這一過程的另外幾座古城了。
而這完全是因爲周圍的河流，從鴻溝演變而來的汴河，成爲後來京杭大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在開、封發展史上最鼎盛時期的北宋王朝之所以定都於此，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一個“河”字，即汴河的緣故。
這時的汴河已成爲連接南北交通的一條大通道，從而給開、封帶來空前的繁榮，也帶來了災難，但要完全說那幾座古城是因爲黃河氾濫而毀滅的，又不盡然。
當時有句名言：“黃河氾濫兩千載，淹沒開、封幾座城”，這說明，古代開封城毀滅了不止是一次，所以這是一個地道的毀滅之城，一次次的毀滅，一次次地重建。直到現在，這裡還是一座繁華的大城市。
“黃河氾濫兩千載，淹沒開、封幾座城”，這是在民間流傳甚廣的一個說法。人們普遍認爲，因爲黃河氾濫，才使得這一座座古城被黃河的泥沙無情淹沒。
但在逐步揭開開、封地下“城摞城”現象的過程中，現在已經糾正了這一認識。
北宋以前，黃河流經河南北部。由天、津附近入海，距離開、封數百里，它雖然不斷決溢氾濫，但對開、封並無直接影響。
黃河真正開始威脅開、封的安全，是在金代黃河向南大改道以後，此後的1000多年間，黃河決口300多次，其中大水進城的就有7次。
史載，1305年黃河決口，把開、封城淹沒殆盡。
1642年爲退李自成農民軍。明軍掘黃河堤，“城從內皆巨浸，所見者鐘鼓兩樓、羣藩殿脊、相國寺頂、周邸子城而已。”
高大的開、封城牆幾近淤平，只露出城垛和女兒牆，大水過後，37萬人僅存2萬餘人，開、封城元氣大傷。
黃河的一次次吞噬，加之風、沙、兵火侵擾，作爲一代雄城的北宋東京城（故址）逐漸完全被泥沙掩埋，從地面上消失了。
正是黃河的緣故。開、封從國都衰落到後來成爲省城，進而成爲一個地區性城市，一步步走向衰落。
然而，也正因爲黃河的泥沙“大被”。東京城等才得以免遭更多的兵火風沙摧殘，而較完整地保存給今人一份豐厚文化遺產，可以說是真的毀也黃河，功也黃河。
六座開、封城，像塔樣層層疊壓，特別是從唐代到現在的2000多年間。這座城市的中軸線沒有變化，這是頑強向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個奇蹟。
開、封建城距今已近3000年，現在的開、封城垣，是清代的開、封府城，也是解放前的河、南省城。
這是河、南現存規模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築，也是全國著名的中州古城，是我國僅次於南、京城牆的第二大古城垣建築。
開、封市位於河、南省中部偏東，是黃河沖積扇平原的尖端，既然是沖積平原，自然是會不斷的變化的，不管是擴大，還是縮小，甚至是有了大水衝擊之後，會直接移位，這些都造成了這一地區的巨大變化。
由於是建立在沖積平原上，所以隨着黃河的不斷沖刷，這塊衝擊平原可都是有所變動的，就算這座城市的中軸線始終沒有變化，但整座城市還是在不斷變化，就不要說這座城市被一次次淹沒之後了。
淹沒之後的重建，肯定會讓城池有所變化，而唯一不變的，也只有中軸線所在的中心區域了，而這片區域，韓孔雀可沒想要染指。
水淹魏大梁城則是開、封城牆定位之始，魏惠王六年（前364年），魏國將國都從山、西安、邑（今山、西夏、縣、安、邑縣一帶）遷至儀邑（今開、封市城內外西北一帶，春秋時期稱儀邑，處在衛國南部邊境，與啓封間以逢澤），改稱大梁。
這是今開、封城創立之始，也是開、封城牆定位於此地的開端，此後兩千多年，城址沒有大的變動。
大梁城共12個城門，東爲夷門（今鐵塔附近），西爲高門（今西城牆外約五里之地）。
據高門和夷門間的距離及方向推算，大梁城的南城牆大約在今天相國寺前面東西一線，北城牆大約在城北四公里之處。
從以上可以推知大梁城與今天開、封城相比較，偏向西北，面積稍大。
雖然明知道是這樣，但苦於大梁城距地表很深，而開、封地下水位又很高，給考古工作帶來很大困難，古代大梁城大部分城池還是沒有勘測出來，使魏大梁城成爲千古謎團。
這樣的情況，自然是給韓孔雀帶來了機會，而這樣的機會，還不止這麼一處。
公元前225年，秦將王賁攻魏，經鴻溝引黃河水灌淹大梁，歷時三月有餘，大梁城壞，魏王假降。
這是開、封第一次毀滅性水災。
歷經兩千多年，魏大梁城現被深埋於地下10餘米。
秦在大梁設置浚、儀縣，直到南北朝時期，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534年），設立梁州，浚儀首次成爲州治。
北周武帝建德五年（576年），佔梁州，改成汴州。
據估計，此時汴州已有城池，應緊靠汴河北岸，規模不太大，比汴州城略小，而到了唐代，唐汴州城纔是明清城牆的基礎。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永平軍節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對汴州城進行了大規模的“重築”，這次重築又被稱爲築“羅城”，主要是將汴州城的南壁往南擴充，把汴河圍入城內。
擴建後，城周長20裡155步，城門7座。
貞元十四年（798年），董晉接任宣武軍節度使後，爲防止盜賊沿汴河兩岸出入城牆，又增設了兩座水門，並讓其幕僚韓愈著《汴州東西水門記》一文，專述其事。
此東西水門即成爲北宋東京內城東西牆上的汴河南岸角子門、汴河北岸角子門的前身。
重築的汴州城就成了明清城牆的淵源，奠定了今日城牆的基礎。
開平元年（907年），朱溫取代唐朝，即後梁，定都汴州，稱東都。
後唐時期，李存勖遷都洛陽，降開封府爲宣武軍駐地，仍稱汴州。
936年，契丹滅後唐，立石敬瑭爲晉帝，都汴，號東京。
後漢、後周、北宋先後都汴，沿用東京稱號；到金才改稱南、京。
而到了北宋，此時的東京城纔是開、封城牆最輝煌的時代。
北宋東京城是在後周的基礎上逐步完善的，後周廣順二年（952年），周太祖下詔：“開、封府修補京師羅城，率畿內丁夫五萬五千，版築旬日而罷。”
這僅是對原牆的修補，並未擴展。
周世宗柴榮於顯德二年（955年）登上裡城朱雀門，命殿前都點檢趙匡胤跑馬圈城，盡馬之力，馬跑了24公里又355米。
周世宗以馬跑的範圍定爲外牆的範圍，令人運來汜水的虎牢土築成堅固的外城，這爲北宋外城牆的輝煌打下了基礎。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開始擴建宮城，四角建有角樓，高樓十尺，城牆均系夯土版築而成。
開寶元年（968年），趙匡胤下令重修京城，將全城建成皇城、內城和外城三重城牆，城牆固若金湯。
那時的皇城，位於北宋東京城中央略偏西北處，即今潘楊湖一帶，所以，到了這個時候，雖然經過歷代皇帝擴張城池，但還是有一部分沒有被現代大都市覆蓋。
到了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也就是公元1012年，將皇城改爲磚砌，是北宋三道城牆中唯一的磚牆。
皇城東西跨度1570米左右，南北跨度約900米，周長近5000米，與《宣和遺事》所載的“九里十三步”（待考）大致吻合。
皇城內還有宮城，宮城呈一東西略短、南北稍長的長方形，其東西牆各長約690米，南北牆各長約570米，四牆全長2520米左右，與《宋史.地理志》等書記載的宋宮城“週迴五里”相吻合。
而今日城牆的規模則起始於金的南、京城，金末，爲抵擋強大的蒙軍，“宣宗以京城闊遠難守，召高琪築裡城，公私力盡乃得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