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羅二世的想法還是起到了作用，他將歷代相傳的青銅三重冠拿了過來，然後就開始利用梵蒂岡秘傳的聖術，對青銅三重冠進行祝福，大概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終於使得自己體內的聖光消耗殆盡，這才停了下來。
之後範無病就開始替他診治，果然他的症狀也輕微了許多，範無病覺得也就是兩次治療就可以讓他恢復健康，但是爲了顯示自己的辛苦，所以又多拖了幾天，直到一週之後纔算是結束了治療。
在這一週之內，保羅二世很明顯地感覺到自己的身體狀況有了好轉，而一週的治療之後，帕金森病的症狀也徹底消失了，經過一系列的儀器檢測，證明此事保羅二世已經脫離了帕金森病的困擾，而他之前的那些病狀，也有了明顯的改觀。
兩名樞機主教見到如此神奇的醫術，也感到非常驚訝，尤其是在治療結束之後，保羅二世體內的聖光又開始緩慢地恢復，這讓他們感覺到心中大定，否則假如範無病真是什麼邪惡力量的代言人的話，堂堂的教宗陛下可就要墮入魔鬼的懷抱了。
那樣的話，傳出去之後可是足以令世人永生恥笑的悲劇。
範無病在這一次治療當中，也是有一些收穫的，因爲他很清楚地發現了外國人跟中國人的體質最大的不同，就是外國人的粗線條化，經絡簡單粗壯，所以很容易被諸如天主教之類的宗教工具所俘獲，成爲信仰單純的信衆，而中國人的經絡系統比較複雜化，所以想要使用宗教來影響中國人是比較困難的，往往需要一套非常複雜的神棍學說體系，才能夠讓中國人墜入其中。
而且範無病也對所謂的聖光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發現這東西類似於內家真氣，但是結構卻比較簡單，所以一般的天主教信衆也能夠獲得聖光，通常而言，思想越簡單，就越容易獲得較多的聖光，這個道理就跟武俠小說中的成功者往往都是那種傻人有傻福的主角有些類似。
在分析之後，範無病也赫然發現，自己的內家真氣居然能夠對聖光進行模仿，僅僅是利用跟聖光同頻率的震動進行激發，就可以讓自己身上的真氣轉化爲極其充沛的聖光。
因此當範無病結束了對保羅二世的治療之後，刻意地表現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聖光，結果整間屋子裡面都充斥着乳白色的光暈，讓保羅二世和兩名紅衣樞機主教大吃一驚，這種程度，似乎近幾代的教皇都從未曾聽說過，更不用說親眼見識過了。
衆人立刻想到了一個名詞，聖騎士。
雖然如今的梵蒂岡也有所謂的聖騎士，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不過是按照歷史沿襲下來的而已，事實上他們最多也就是會騎騎馬擊擊劍而已，根本發不出所謂的聖光來，更不用說能夠在對敵中顯示信仰的力量。
據說在十字軍東征的時候，聖騎士們還有這一套信仰的傳承的，但是現在麼，基本上沒有人能夠說出來信仰的力量到底是什麼？
此時範無病突然露了一手兒，就讓大家都感到了震驚，不過他們覺得，這是主的力量，否則一箇中國人怎麼可能突然擁有如此強大的信仰之力呢？
但是不管怎麼樣，保羅二世等三人都覺得這一趟兒中國之行沒有白來，不但治好了病，而且還發現了一位擁有強大的“信仰之力”的中國人，或者是主的指引也說不定。
保羅二世等人並沒有在京城多作停留，臨走的時候，保羅二世向範無病贈送了一枚聖騎士勳章，以感謝他治好了自己的病症，並且對範無病解釋，這枚聖騎士勳章也是流傳了數百年的文物級勳章。
範無病對與收集這些文物的興趣倒是很濃厚的，他也向保羅二世表示了自己的友好，請他們到家中作客。保羅二世等人在領略了中國家常菜的豐富及多樣化的烹調手法之後，都覺得非常的新奇，雖然神職人員是要禁止自己的慾望的，但是看到能把如此簡單的食材製成了各種美味佳餚的時候，他們還是表示了讚歎。
範亨倒是沒有在家，他已經離開了京城，回到了江南省任上，否則要是讓他知道世界最大的一個神棍就在家中作客的時候，估計心裡面會有一點兒糾結的，尤其是這個神棍居然還是有長期的[***]立場的。
不管怎麼說，範無病這一次的收穫很大，也在社交圈子裡面彰顯了自己的強大實力，連梵蒂岡的教皇都能抓過來充當範婷的婚禮主持人，還有什麼事情是辦不到的呢？
保羅二世大概是跟手下們詢問過跟中國人接觸應該注重什麼事情，在來吃飯的時候還帶來了禮物，也不是很貴的東西，就是他們意大利半島上出產比較多的橄欖油，這個東西也是宗教儀式上經常要用到的，所以由他帶來倒是也顯得非常莊重。
吃晚飯之後，大家就坐下來開始聊天兒，也不知道怎麼着，就聊起了國家福利的問題。
最近幾年來，中國政斧方面爲了減輕政斧負擔，已經出臺了停止分配福利住房的政策，同時也在將公費醫療推向社會化，而在稅收方面，分稅制的推出也大大地提高了稅收總額，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國家福利的減少，究竟意味着什麼？
對於這些問題，保羅二世也曾經認真地研究過，因此便對範無病說道，“關於福利國家的爭論由來已久。對於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總比沒有強，所以都贊成福利國家。但是對於財經專家來說，他們多了一層思考，提出的懷疑很多。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福利所用的錢從哪兒來？又用到了哪兒？普通人總以爲政斧的錢自有其來源，能有錢用在自己身上總是好事。其實政斧並不創造財富，反而要消耗財富。歸根究底，政斧的錢是從納稅人手裡徵得來的。而且政斧的規模越大，管的事兒越多，花的錢必然也多。總體上看，政斧從納稅人那裡徵稅，再用在納稅人身上，有點多此一舉。而且讓政斧多徵稅，擴大了政斧的權力，就有些國家的情況而言，未必就是好事。與其徵稅再返回不如少徵點稅，還能節省許多徵稅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費用，總體上提高了效率，這是反對福利國家的主要理由。”
“對於這個問題，我也感到有點兒困惑。”範無病對此不是很明瞭，於是撓了撓頭說道，“我覺得福利國家也有其弊端，比如說北歐的一些國家的福利政策，雖然對於窮人有利，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可以說是在養懶人，這似乎也是不妥當的。”
從稅收的確切來源和它的確切去向來看，福利國家無非就是一種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稅是從誰手裡徵的，又花給了誰。
如果是從較富裕的階層手裡徵的，又用到了較貧困的人羣，它糾正了過大的貧富差距，這樣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但是如果稅是從一般羣衆手裡徵收的，又用到了一般羣衆的身上，這種福利政策就是多此一舉的，因爲它並沒有改變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個不良的副作用。
更壞的是從低收入羣衆手裡徵稅幫助高收入的人羣，它惡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這種不良的副作用，就是改變了人們努力的方向。
在市場經濟中，人們努力去賺錢，也就是創造財富。而在福利制度中人們努力去鑽空子，交錢的時候躲着走，分福利的時候搶在前面。可以說整個社會的奮鬥方向被扭曲，從財富創造變到了財富分配，人們的力量用於互相抵消的內耗，不能增加社會的財富。
用納稅人的錢扶貧也有類似的問題，但是扶貧是必要的，產生的副作用可以想辦法克服。而對一般人的福利並非必要，對有錢人的福利更是有害的。
“根據多數稅務專家的看法，貴國等一些國家的稅制是不利於窮人的。或者說，窮人交的稅從佔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窮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稅，而富人只交了18%。這是因爲貴國的稅收收入主要與商品的流轉有關，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費有關。富人的消費佔總收入的比例低，儲蓄所佔的比例高，而窮人則相反，消費佔總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納的稅從佔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窮人要低。”保羅二世身邊兒的一位樞機主教顯然是長期負責梵蒂岡的經濟事務的，談起這個事情來頭頭是道，“個人收入調節稅是用來糾正貧富差距的，但是貴國的收入調節稅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因爲富人多數都逃稅，事實上這部分的稅收主要是從工薪階層徵得來的，它起了反調節的作用。要糾正這一稅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須從稅制上想辦法，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範無病點了點頭，事實上他也知道這位樞機主教所說的確實屬於事情，就好比是他的公司一樣，由於可以享受各種免稅政策，或者通過財務專家，能夠合理地通過法律手段進行稅務規避，所以每年僅僅從這方面能夠節省下來的金錢就是一個非常恐怖的天文數字。
而對於大多數的合資企業或者外資企業而言，所享受的優惠政策以及稅收政策基本上都是令人眼紅的，這也就造成了窮人養活富人的稅收政策。
即使稅收政策沒有扭曲，也還有支出方面的問題，即政斧用於福利的錢花給了誰？
如果是花給了一般老百姓，從大家手裡拿錢再用給大家，這就像前面所說的是多此一舉，而且錢從大家手裡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裡是有漏損的，不但有徵稅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還有貪污腐化的[***]成本。比如說大家交出去一百塊錢，拿回來的恐怕連九十塊錢都不到，所以這種福利還不如減稅更有效。
那位樞機主教繼續向範無病解釋道，“如果福利開支用於低收入人羣，這樣的福利是有意義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對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羣，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羣。有限的錢應該用於誰的身上，不用於最低收入的人羣而用於中低收入的人羣，把最困難的人置於不顧，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當然，如何確認誰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難的。但問題往往不是確認的困難，而是根本的方向姓錯誤。”
範無病聽得有些迷糊，但是想了一陣子之後，他就有所感悟了。
這就好比是後來推出的經濟適用房制度，雖然在本意上是想要幫助生活困難的羣衆解決住房的問題，但是在事實上卻並非是幫助了最困難的人羣，可以說經適房是幫助已經有了幾十萬塊錢的人，他們顯然不是最困難的人。相比之下，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比他們困難得多。但是他們買不起房，所以解決他們住房的政策應該是廉租房，或者更好的辦法是給住房補貼，讓他們自己尋找最好的花錢組合。
保羅二世最後說道，“利害清楚的情況下，贊成福利國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較低的人，他們有望從國家的福利政策中獲得好處。反對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爲他們的收入有一部分給了別人。如果舉手表決的話，低收入的人佔多數，所以福利國家的建議往往容易在議會中通過。福利政策能夠緩解貧富差距，是對社會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會強烈反對。但是社會中難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懶。能夠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補助過曰子。對高收入的人，高福利會降低他們掙錢的積極姓，因爲多掙的錢給別人花了。結果是社會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財富的創造減少，社會瀰漫着懶漢思想。這是福利國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國家確實存在的現象。”
（未完待續）